命苦都怪它?苏轼实名diss摩羯座的原因是……

中新网北京1月8日电(记者 王诗尧)1月8日,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986岁的生日。


(资料图)

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曾评价苏轼是“人间不可无一,难能有二”之人。他有旷世之才,精通诗词、书法、绘画等,却又一生坎坷,在政治的漩涡中起起伏伏。

然而,纵使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,苏轼仍笑对人生,“菊花开时乃重阳,凉天佳月即中秋”。只要心中有明月,天天都是中秋节,若人人都有苏轼此等豁达情怀,或许快乐的人会更多一些。

命苦都怪“摩羯座”?

今天是“摩羯座男孩”苏轼的生日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,其实苏轼对摩羯座意见很大!

早在宋代时期,关于十二星宫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。北宋开宝五年(972年)刊刻的《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》,其经卷之首的插图就是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。北宋景德二年(1005年)刊刻的《大隋求陀罗尼经咒》,更是把中国古代文化的二十八宿和外来的十二宫结合画于一图。

如果要说宋代哪位名人对星座知识略有研究,那就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轼。

苏轼的仕途之路坎坷到需用“惨”字形容。他出仕时,正赶上王安石变法,他因批判新政而遭报复,污蔑他扶父丧返川时,偷贩私盐。苏轼不屑与其争辩,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。

从此苏轼开始了贬官生涯,由北至南,由富庶之都到不毛之地,越贬越远。最后,他在62岁的时候,居然被贬到了海南岛儋州!在宋朝,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

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写过一首诗《三星行》:“我生之辰,月宿南斗。牛奋其角,箕张其口。牛不见服箱,斗不挹酒浆。箕独有神灵,无时停簸扬。”大意说的是,韩愈出生之时,恰逢月在斗宿,因不见牵牛星守护,又有簸箕星在一旁搬弄是非,因此让他一再遭到打击,一生颠簸坎坷。

苏轼诵读了韩愈的《三星行》之后,立刻写了一首《东坡志林·命分》感叹:“退之诗云:我生之辰,月宿直斗。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,而仆乃以磨蝎为命,平生多得谤誉,殆是同病也!”

苏轼的意思是,他和韩愈二人都是摩羯座,可谓是同病相怜,命格不好,注定一生多谤誉。

命苦为什么是“摩羯座”的错?在宋人看来,摩羯座是个不吉祥的星座。宋代学者方大琮给朋友写信时吐槽:“惟磨蝎所莅之宫,有子卯相刑之说。”南宋的牟巘自嘲道:“生磨蝎之宫,人皆怜于奇分。”甚至当过宰相的周必大也说:“亦知磨蝎直身宫,懒访星官与历翁。”但据学者考证,周必大并非摩羯座,而是宝瓶座。

不过,宋人已将摩羯视为恶星,反正命不好怪摩羯座就对。

挖野菜的“养生达人”

众人皆知苏轼是一位美食家,其实他还是一位“养生达人”。他可以在看似寻常的饮食中,找到养生的契机。

虽然东坡肉声名远扬,但是苏轼亦提倡蔬食养生的理论,他被贬到各地做官时,经常会去挖野菜来吃。不仅如此,苏轼还很爱吃蜂蜜,每次吃蔬菜时蘸点蜂蜜,吃起来甜甜的。“予少嗜甘,日食蜜五合,尝谓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。”

身为四川人的苏轼爱上了甜食,由此可见他对蜂蜜的喜爱程度了。而且蜂蜜具有很好的药效,可营养心肌,保护肝脏、润肠胃、降血压,具有防止血管硬化的效果。

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狂吟醉舞知无益,粟饭藜羹问养神”,以自己的经验劝别人不要醉生梦死,而要粗茶淡饭养生。

茶叶养生是苏轼的经验之谈,他在《仇池笔记》中曰:“除烦去腻,不可无茶。”并且在没有牙膏、牙刷的古代,苏轼就已经具有远见地提出了以茶漱口法,“吾有一法,每食已,以浓茶漱口,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。肉在齿间,消缩脱去,不烦挑刺,而齿性便若缘此渐坚密。”

他自创了这套“浓茶固齿法”,并呼吁大家要养成习惯、长期坚持,这样牙齿就会渐渐变得坚密了。

苏东坡还把“按摩脚心”作为一项重要的养生法宝。“盘腿擦涌泉,闲坐观菖蒲”他每天都要盘腿坐在床上,用力按摩脚心。现代科学研究证实,常按摩脚掌,对许多疾病如贫血、糖尿病、阳痿、痛经及肾功能紊乱等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

与民同苦的清廉“父母官”

“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”苏轼为官40余年,始终戒奢崇俭,清廉自持。他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、与民同苦,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清廉、勤政、爱民的美名,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。

元丰三年(1080),苏轼被贬到黄州,也就是如今的湖北省黄冈市。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,他沦落到“先生年来穷到骨,问人乞米何曾得”的境地。

后来幸而得到朋友的帮助,苏轼在城东弄到一片坡地,终于可以自己开荒种田,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。苏轼还为这块地取名“东坡”,自称“东坡居士”,因此他又被后人敬称为“苏东坡”。

当时生活窘迫的苏轼,为了不乱花一文钱,他还实行了严格的计划开支:先把所有的钱平均分成12份,每月用一份;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,每天只取一小份。钱全部分好后,按份挂在房梁上,每天清晨取下一包,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。

当天拿到钱后,他还要仔细权衡,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,只准剩余、不准超支。而积攒下来的钱都被存进一个竹筒里,以备不时之需。

苏轼对贪污非常痛恨,他曾写信规劝以奢侈闻名、认为奢侈就是“得道”的好友蒲宗孟,“闻所得甚高,然有二事相劝:一曰慈,一曰俭也。”他曾在为一名考生的一首诗作序时,透露了自己做官的态度和原则:“求官”的目的在于“得”,否认这点是虚伪的,但“得”与“道”发生矛盾时,不要为了得到高官厚禄就放弃自己所学的“道”。

苏轼这么说,也是这么做的。当他离任杭州时,一位挚友为他送来黄金5两、白银150两作为礼物。盛情难却下,苏轼只好接受了这笔礼金,但他没有私用而是转赠给安乐坊,用来为贫困人群治病。

苏轼关心民间疾苦、为百姓谋福利,安乐坊就是他在杭州当“市长”时抗疫所建的“方舱医院”。当时他筹集了白银2000两,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50两黄金,安乐坊建成后便可以集中对染疫的病患进行治疗。

这所名为安乐坊的免费医院,明显带有民助性质,是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。而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也引起当时朝廷的极大关注。崇宁元年(1102),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,专为穷人治病。不久,安乐坊也被朝廷改赐名安济,遂为官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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