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球热消息:跳出“社会时钟”的人

社会是有时钟的。


(资料图)

一些是显性的,写在条例里。比如6岁被准许进入小学,最低12岁应开始承担刑事责任,18岁无论你是否准备好,你都将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名成年人。

一些是隐性的,写在人们心里。比如28岁,是一名女性在婚恋及职场上所谓“最后的黄金期”;35岁,是职场里一条隐秘的“分割线”;40岁,一个人该有稳定的事业以及婚姻;60岁,就应该退休照顾孙辈。

社会时钟是一个尺度,它用一种统一的规范丈量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,锚定人们在不同阶段应有的权利与义务。

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体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脚本。社会的时钟无法框定个体的意志,在同一张表盘上,总有想要跳出刻度之外的人。

逆行者

24岁的罗子璇决定重启高考艺考,就像分手已久的冷心恋人突然回头。

那时她工作稳定,收入良好,上一次学习跳舞是两年前的事,同期考生都比她小5岁以上,而毕业后她将近30岁,很可能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,但她还是决定“任性”一次。

62岁的李真在经历一场疾病后,开始健身,并在社交平台上记录“62岁健身日记”; 27岁的李雷从疲惫不堪的研究生学习中逃离出来,休学来到新西兰旅行打工;42岁的李娟辞去某房地产集团策划部总经理的职位,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。

他们自称“逆社会时钟者”,反对“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情”,主张“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,一切都准时”。

王珂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
从表面来看,王珂名校毕业、工作体面、薪水不错,有一份漂亮的履历,“但职业其实都是两面的,一面是拼命留在纸面上的给别人的印象,另外一面就是你自己的感受,而我的自我感受非常糟糕。”

大学毕业后,王珂进入咨询行业,这是一份在很多人看来非常体面的工作,但她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。看似光鲜亮丽的企业之下,具体到个人却可能在做一些无意义的鸡零狗碎的工作,“比如反复调整Ppt的字体色号”。

29岁那年,王珂与即将结婚的男友分手,准备很久的专业考试没有通过,母亲遭遇车祸自己却因工作太忙而无法照顾,事业依旧毫无起色。在巨大的幻灭和无意义感下,王珂大病一场。

病愈后,她决心摆脱这一切。2019年年底,王珂开始留学申请。2020年2月,她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如今,她与在哈佛大学认识的同学一同创业。

这是一些会被精选置顶、广泛转载、在各类社交平台获得高赞的“逆时钟故事”。读者们通常会在阅读他们的故事时被鼓舞,甚至在脑海中幻想属于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。

故事的B面

但故事的B面通常是这样的。

“你家闺女现在在干吗?”电梯里,有人问道。

“准备考研呢。”母亲的语气有些不自然。

张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,垂头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。

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说辞,实际上,她现在什么都没在干,“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事事”。

大学毕业后,同学们或找到工作或继续升学,最不济也在积极考公或者考研二战,只有张洋一个人回到家里,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两颗柳树发呆。

“如果我说我就是想休息一下,你会信吗?”

从大三开始,张洋逐渐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。朋友们的讨论突然之间就从吃喝玩乐,转变成了“准备去哪所学校读研”或者“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”,张洋在这样的讨论中总是沉默。

张洋常觉得自己在跑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。曾经,她以为“高考”是这场比赛的终点,但现在,目的地变成了“一份好工作”,而未来,或许还有“美满的婚姻”“优秀的孩子”等各种标杆,这场比赛无法喘息,难以停下,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踢下跑道。

“但如果我主动退出跑道呢?”

毕业后,张洋打着“为梦想再拼一次”的旗号回到家里,堂而皇之地开启了她的“休息计划”。她装模作样地买了几本考研书籍,实际上每天关着门在房间里发呆、读书、看电影或者打电子游戏。

刚开始的确是快乐的。张洋把此前在大学期间积攒下来的想读书目挨个儿读完,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机,偶尔需要在父母查岗时假装学习。

但很快,快乐消失了。

9月,开学季到来。朋友圈里突然被各种录取通知书刷屏,原本的老同学们来到新学校读研,晒着新朋友和新生活,而张洋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出门,床头堆满了零食袋和游戏卡。

张洋突然感觉自己被落下了。她觉得自己像是停在了一个真空的时间泡里,只能呆呆地看着其他人从自己身边呼啸而过。

朋友和亲戚们询问起她的近况,张洋无法实话实说,她发现自己既不属于某个学校,也不属于某个公司,成为了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边缘人。

张洋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,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败者,“但其实,我不过就是想休息一下,为什么我一定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?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作出第三种选择?”

陈深与张洋有相似的困惑。

研二那年,陈深自作主张选择了休学,原因是严重的抑郁症和身体问题。

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晚上,父亲的情绪状态异常差,他反问陈深:“为什么是你要休息?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没有休息,有的人天资很差也没有休息,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走这条路?我周围从来没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学,为什么只有你坚持不下来?”

陈深被父亲的问话刺痛,觉得自己成了家族耻辱。

她从小便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听话、懂事、成绩优异。高考完,陈深在父亲的安排下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,未来的规划是一路升学到博士最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,陈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。

但大一下学期,问题出现了,陈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也不喜欢这个专业,但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,陈深还是选择坚持。大学四年,陈深几乎放弃了社交,整天泡在图书馆里,才能勉力维持成绩。

但到了研究生阶段,原本靠努力换成绩的路数走不通了。每周组会上,面对同门滔滔不绝的分享,陈深说不出一个字,时常被老师点名批评。同组的4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,陈深听不懂也插不上话,逐渐被同门疏远。

在巨大的落差感下,原本在大学期间便长久积压的抑郁情绪终于爆发。研一上半学期的期末考试周,陈深提不起力气做任何事,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,后来陈深被诊断出了抑郁症。

休学的念头就在这时产生。

当陈深向父母谈起休学意愿后,他们回应道:“你现在休学可能会让亲戚朋友议论,你要再忍忍。而且你是我的女儿,你天资肯定很好,你不可以做这种事。”

经过一年的挣扎以及与父母反复的争执,陈深自作主张向学校提出了休学申请。但她觉得自己的“逆行之路”也就到此而止了,一年后她仍然会选择重归正轨,继续完成学业,因为她觉得“自己的休学使得父母感到丢脸,这也是一种不孝”。

陈深喜欢电影,高三,她还坚持在下晚自习后看两小时的电影,但她从未想过从事相关工作,理由是“父母不会同意的”;她喜欢心理学,甚至想放弃自己的专业重新学习心理学,但前提是“没有来自父母及外界的压力”。

在采访结束后,陈深语气哽咽地补充了一段话:“我对父母的愧疚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枷锁,同时也是强加给父母的枷锁。我希望这个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这群人。我们为什么要背负丢人的枷锁?仅仅是因为我们想换一条道路,或者想停下来歇一歇吗?为什么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耻辱?”

代价与现实

比起观念的束缚,现实的压力要来得更为残酷一些。

休息9个月后,张洋开始感受到自己的“越轨”带来的代价。

理所应当地“考研失败”后,张洋开始寻找工作。理论上,张洋出身名校,在校期间成绩不错,也有过几段大企业的实习经历,但她发现简历上近一年的“空窗期”抵消了她所有的优势。

“现在的企业宛如有处女情结的直男。”张洋说。错过应届生校招的她,只能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应聘者一同参与“社招”,而她显然没有任何优势。

愿意给她机会的小公司,却在面试时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:“简历上为什么有这么长一段空窗期?”刚开始,张洋会努力为自己编几个看起来好听一些的理由,比如“专注考研,学习专业知识”或者“投身公益,积极参加社会实践”,但对方大多撇撇嘴,不置可否。

后来,张洋被反复的质疑问烦了,直接自暴自弃说:“我就是不想一直这么卷,我想给自己放个假。”面试官沉默半晌,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:“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态度。”接着便再无下文。

王珂也有相似的经历。

在决定去哈佛读研之前,王珂曾用两年的时间为自己谋求新的职业道路,她投出了将近250封简历,面试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公司,但最终的收获寥寥无几。“这个社会默认你得走直线,人没有办法走错一步路,一旦人被某种力量推向一条错的路,全世界的大门都可能闭上,因为你的下一步,永远取决于上一步,一旦走差了,很难有人再给你机会。”

还有职场对女性的年龄歧视。王珂曾亲耳听到公司里的招聘者评价某位候选者:“这个人刚结婚,肯定是要过来生小孩的,不要。”这位招聘者也是女性。

那些跳出束缚的人,背后通常有充足的资金支持、没有养家重担却有一群支持他们选择的亲友。他们有“勇敢的资本”。

但更多人可能像王磊一样。王磊40岁,他也想辞职读研,但他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

首先,最为现实的,经济问题如何解决?作为一名背着房贷、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性,王磊没办法抛下赡养家庭的责任,只为追求自己的梦想,“这太自私了”。

其次,读完硕士之后呢?在短暂的逃避之后,现实的压力还是会回归。那时候,作为一名没有什么资源的中年人,他又该如何重归社会,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?

在王磊看来,这个社会对于年龄很苛刻,社会主流的审美观“欣赏年轻美好,厌恶丑陋衰老”。王磊曾尝试性地在各大招聘平台投递简历,但最终结果是,现阶段的他只能拥有三类工作:需要远离家庭的驻外工作、保险销售以及催债人员,而这并不符合王磊对自己的期待。

“40岁的悲哀就是丧失了可能性。丧失了工作的可能性,丧失了生活的可能性。除了中彩票、撞大运之外,剩下的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。是的,那个黑,就是我们常说的死亡。”王磊在个人主页里在写道。

理想世界

为什么“逆社会时钟”会如此困难?“社会时钟”又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?我们应该选择打破它吗?又是否存在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模式?

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彧研究“时间社会学”,在他看来,“社会时钟”的存在主要源于两个核心的原因。其一是现代国家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目标导向下,人类生命变成了一种资源,而生命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过程,因而对每个人的生命时间进行统一管理,便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。

其二,如何对有限物质资源进行适当分配是很重要的国家管理要务,而时间就成为了一个有效的筛选标准。比如“教育时间”就是一种典型的机制,它规定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完成相应的内容,然后在每个时间点用考试做分割,以此来对人力质量进行排序,“教育的理念本应让学生能学会事情,但今天的教育进度不是按照学习成效,而是按照时间来推进的,然后再用时间当门槛,把有限时间内学不会的人给淘汰掉。这其实和教育理念相互矛盾。”

郑作彧曾在德国读书,在德国,大学之后便不再设有学习的时间限制,毕业的时间取决于你什么时候修够相应的学分、学会所有的专业技能。他指出,这或许为消解“社会时钟”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。

但中国的情况显然更为复杂。郑作彧认为,中国在短短40年间完成了欧美200多年的发展任务,这同时也导致不同世代的问题与观念叠加在一起。比如在上一辈眼里,25岁是一个适婚年龄。但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,很多人走出校门时可能已超过25岁。但中国又是一个“家本位”的国家,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有极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,这就导致年轻人既要面对他们自己的时代问题,又要面对上一辈强加给他们的任务,冲突与束缚便如此诞生。

而职场对于员工的年龄限制则是一种发展陷阱。郑作彧指出,在改革开放初期,许多领域尚是空白的时候,很少有人会考虑年龄问题。但当一个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,此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,就需要更为标准化的人力,而愿意顺应社会时钟的人,则相对而言会更为标准化。因此,当一个领域开始使用年龄做门槛时,也就意味着该领域会越来越被既得利益者所霸占,而这也恰是它陷入发展陷阱的开始。

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打破这一切呢?

真正的答案或许有些悲观。郑作彧曾提出过一个观点:“没有人可以拥有时间。”意即“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是自己的功劳,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,必然是因为他背后有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去支持他”。而一名“逆社会时钟者”通常需要面对来自观念与现实的多维压力,这远不是空喊几个“勇敢做自己”的口号便能改变的事情。

但从长远来看,答案又或许是乐观的。郑作彧很喜欢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一句话:“唯有绝望才能拯救我们。”他指出,当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都觉得很难做自己时,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下一辈能够有更多的自主空间。而国家发展的平稳化,也使得世代与世代之间的距离拉宽,我们不再需要像从前一样在浓缩的时间里同时解决几代人的问题。因而当时间的轮转把我们这一辈蜕变成“上一辈”时,我们或许可以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社会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王珂、张洋、陈深、李雷为化名)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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